足协杯冠军球衣加星吗？
2013年，重庆力帆以中甲冠军的身份升入中超，同年足协杯不敌申花无缘四强，2014年重回足协杯舞台，力帆以一场1-0的小胜战胜江苏苏宁，首次跻身足协杯四强，这也是力帆足球俱乐部历史上的最佳战绩。
2018年，武汉卓尔再次杀入足协杯四强，他们在1/4决赛中通过加时2-1战胜山东鲁能，创造了球队的历史，也使武汉球迷不禁联想：不是中甲冠军的力帆，不是中甲老牌强队的卓尔，为什么都能进入足协杯四强，而一直在中超战场上打拼的上海申花、山东鲁能却没有这个荣耀呢？2019年的足协杯赛场又将上演怎样的故事，谁又将捧起最后冠军奖杯？
从历史上看，从省级单位足球锦标赛（冠军队直接晋级全国锦标赛，被称为“省队市办”模式）进入中国足球职业化以后，足球一直是上海职业体育的龙头项目。从原来的上海有线02、上海中远、上海中浩、上海联合、上海东亚到现在的上海申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东亚绿地、上海绿地全运队，上海有着深厚的足球文化底蕴，是公认的中国足球第一城。上海也曾有过辉煌，早年和国外职业俱乐部牵手、“淘金”的瀛通足球俱乐部和当时的申花足球俱乐部，还有2003年在世界足球博览会之前创办的上海国际足球俱乐部，都创造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它们都没有迈过1995年这一跨时代的历史关口。
从1994年的“甲A”正式职业化开始，上海在足球项目中始终难出头彩。一方面因为其他城市同样努力发展着各自的足球，如深圳的红星、武钢的卓尔、长春的亚泰都跃升过中国足坛的顶峰。另一方面，因为没有了“省队市办”模式，上海在足球竞赛成绩方面的落后直接影响了职业俱乐部生存，当上海申花和中远合资组建的沪中足球俱乐部（上海申花前身）也降入第二级别赛事时，上海足球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这一时期，上海的一些足球名宿，如胡之祺、迟尚斌、何裕民等开始呼吁在城市联赛中建立一支上海足球的新军。为此，上海申花和中远两粒种子逐渐发芽，上海联合中浩足球俱乐部以及后来的上海东亚足球俱乐部相继成长，2009年，上海联和中浩在“城运会”上获得了第三名，这也是上海足球俱乐部在竞技体育的最高荣誉。
2010年，中国足球启动了“国家基地”与“青训系统”建设。上海有幸成为了两个系统中的“直辖市基地”和“高级认证青训机构”。同年，中乙联赛的前身中国足球协会乙级联赛正式落户上海，上海申鑫、上海聚运动、上海聚运动2分别获得了第一、第二、第三季的冠军，为上海足球的崛起积蓄了力量。
上海本土在推出足球俱乐部之前，上海足委在1953年就创办了“上海市少年足球队”。1963年又成立了“上海青年足球队”。1965年，上海足球迎来了第一个春天，建队25年的历史中第一次踢进了全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并且获得第三名。1984年，在上海足协的推动下，拥有100多名注册运动员的“八四佳队”在谢晋元将军的命名下成立了“上海浦东足球俱乐部”。然而很快，这个曾为中国足球培养了一代名将的俱乐部就因经营状况不佳而结束。这段经历，也为后来创立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提供了经验。
1994年7月1日，《足球》报在上海的创刊标志着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正式崛起，作为第一个中国足球职业化新闻载体，《足球》报迅速得到了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广泛认可与支持，以“球迷之友”为办报宗旨，以独创的“足球新闻+体育商业”的赢利模式，以专业、权威、全面的足球媒体素养赢得了社会及球迷的认可与赞誉，成为体育报纸的领跑者，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一代专业体育报纸。
2017年11月4日，上交所正式宣布引入足球元素，在股改引入战略投资者工作中，巴西足球名家足球俱乐部（PFC ZHEKIN）的股份成为上交所新增发的16.5亿股A股其中之一。按照当时的计算，巴西ZHEKIN俱乐部的投资价值达2.09亿元，这也意味着中国A股市场有了首家足球概念股。
当申花电竞和苏宁电竞在A股市场疯狂炒作时，A股市场上最应该出现一支“足球概念股”，可是，当我们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从“市队”转变为真正的“企业”，当我们的俱乐部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时，我们的国产证券市场却止步不前，拖了足球发展的后脚。
如果我国的乒乓球、射击等体育项目可以设立赛事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增加经济效益，提高运动竞技水平和待遇，那么，足球运动为何不能也试一试呢？
为此，应建立以俱乐部为基本单位的足球市场，由它们根据本队条件选择比赛地点和对手，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努力扩大市场份额。具体做法是：改变原有的行政指令式的比赛安排，让各个俱乐部主动走出门去，争取比赛机会，进行“自主相约”、“自助相约”，甚至“自选约战”，通过各俱乐部的积极活动，使足球竞赛逐渐形成一个多元化、多元化的竞争格局，使每个俱乐部都感到压力，都想到上去拼，这也促进了各俱乐部的公平竞争。